第三种不需要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是采取计划经济或者命令式经济的[2]国家，在这里，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社会（相对于政府权力）本身缺乏自我调剂的功能或者是不允许社会具备太多的自我调剂的功能，因而需要的是不受挑战的、快速灵活反应的中枢指挥，这时不但无法建构有实际意义的违宪审查机制，甚至连注重外在程序要求的规范性法律也难以发挥效能，而只能依凭行政性决策的作用。
二是缺乏确认无效诉讼的特别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6条。
相对人在实施正当防卫时应当尽量避免采用暴力方式，而采取劝阻、警告、逃脱等较为温和的方式。因此，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是否正确，其抵抗行为是否合法，最终还需得到有权机关的确认。WTO对行政行为程序的规定，体现了正当程序的原则，它与英美法中正当程序的理念和原则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法律有时又对超越职权的行为规定了与无权行为同样的后果——无效。因此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看，由原告来证明行政行为无效也是合理和可行的。
有的学者进一步把行政行为的有效要件等同于合法要件，认为合法即有效，违法则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8条。从19世纪的辉格史学，到后来的梅特兰、加德纳、庞德等法律史家，再到晚近的哈耶克，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宪政主义的解说。
尽管有许多判决支持王室与托利派，但很少有直接证据表明他们本人在道德和品格上有重大的瑕疵。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也就并非只是为了颠覆或挑刺。为了防止作为曾经的竞争者的国王重新争夺主权，就有必要对国王的权力做出限制。相反，他们中的多数人依然是反天主教的，之所以支持詹姆斯继位，更多是因为不希望破坏君主世袭的原则。
而较之之前的都铎时代，斯图亚特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政治极端对立的时代。这些历史的传统为1701年原则埋下了种子，并成为法律人与专制王权斗争的旗帜。
又由于当时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法国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国家，使得宗教问题又与民族和外交问题纠缠在一起。于明，华东政法大学讲师。对于史料的重新解读，将进一步展示17世纪英国革命政治的复杂。[39]事实上，在此之前，詹姆斯已经在考虑将柯克提升为财政大臣，而罢免柯克的职位也并非出于国王的本意。
这的确是一个不太招人喜欢的故事。本文试图重新理解这些问题。而在传统的叙事中，事件的发生又并非偶然，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古代宪制与普通法心智的传统中，从而逐渐营造出一个有关司法独立的英国故事。[37]对于那些积极要求进步的王室法官来说，首席法官的职位绝非最终的目标，而更多地是用以谋求更高职位的跳板。
[33]依据普雷斯特（Prest）的统计，内战期间普通法法律人在派系与地理上的分布，大致如下：（图表略）以上数据统计的来源参见：W. R. Prest, The Rise of the Barriste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ar 1590-1640, Clarendon Press, 1986. pp. 275-277.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尽管律师和法官中的议会派占据了多数（前者为34人，后者为72人），但法律人中倾向于保王党的人数依然不少（律师15名和法官44名）。但随着国家治理的去个人化，这些法庭在13世纪后期逐渐发展成为专业化的机构，并逐渐呈现出职业化的趋势。
爱德华·柯克等普通法法官与国王产生了激烈冲撞，反对派的法官被相继解职，代之以依附于国王的邪恶法官。司法独立的英国故事被进一步渲染为坚守职业理想的好法官与议会中的法律人团结在一起，与专制王权及其附庸的坏法官不懈斗争，最终成功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法官独立传统并将之写人1701年立法的故事。
而坚守正义的法律人则进入议会斗争，直至内战爆发。从1678到1680年，在首席法官斯格罗格斯的领导下，王室法院相继提起了一系列针对天主教徒的审判。[67]更进一步地，在法官独立与国会成为新主人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治理方式转型的变迁。[8]玛丽时代的法官也曾以命令有违法律而拒绝女王对于判决的指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的学术话语中，古代宪制的解说已很难被视作一种确定的基础。三、内战前夕的法官：职业进路的反思17世纪的历史恰恰证实了这种担心。
[17]而对于中世纪司法的研究也表明，当案件涉及王室利益时，法官在多数时候仍会选择偏向国王的利益。国王任命的法官被一律归结为邪恶的顾问和法官，理所当然地被视作品行不端而解职。
参见W. J. Jones,The Crown and the Courts in England, 1603-1625, in Law, Liberty, and Parliament，Selected essays on the writings of Sir Edward Coke, edited by Allen D. Boyer, Liberty Fund,2004, p. 298.[40]有研究认为，解除柯克职务并非国王本意，而来自政坛宿敌培根的鼓动。尽管这里面不排除法官的性格与追名逐利，但面对一个司法与政治混同且充斥着分裂与对抗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呢？五、反独立的司法独立但这并不是否认法律人的斗争与努力。
追求独立的过程本身存在着诸多反独立的悖论 光荣革命后法官独立的确立，深层动力来自于王权者的身份转换、政治决断与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更何况事实表明这些法律人在不正当手段的使用上并不比托利好多少。
参见亨廷顿，见前注[65]，页82-86。议会主权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原主权者任命的法官彻底丧失了合法性，必须在人事上替换为效忠于议会主权者的新法官—即便他们中有些人在品行和职业上可能并不算太糟。[51]兰博约：《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王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71。早在1640年，长期国会上提出的给予法官终身职位（tenure）的提案得到恢复。
到1681年，共有35人因天主教阴谋案被判处死刑。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英格兰的司法独立传统，不过是法律职业阶层兴起的结果或副产品。
而作为法律神谕者的法官与法院，[64]则将成为既能制约国王又能限制议会的独特权威中心。尤其是随着专职法官与律师职业的兴起和律师晋升法官原则的确立，更是形成了一个严格准入的法律职业阶层和职业化的法官群体。
参见J. Kenyon, The Popish Plot, Heinemann,1972。他们抓住这一良机主动出击，将大批天主教议员逮捕羁押。
至少，较之传统叙事，一个更多面的西方，可能为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与参照。参见M. Zook, supra note 46.[49]1678年，一个名叫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的圣教会教士向政府报告，他在法国无意得知一项阴谋，以约克公爵詹姆斯的秘书科尔曼为首的天主教徒打算杀害查理国王，并焚毁伦敦和屠杀新教群众。但在当时王室的官职系统中，尽管这些法官职位崇高，但却谈不上位高权重，甚至很长时间都无法进人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枢密院。至少在都铎时期，法官的职位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
[25]参见J. W. Tubbs，supra note 4.[26]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340-341,[27]T.E T. Plucknett, supra note 1, pp. 192-193.[28]W. S. Holdsworths,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ol. V, Methuen ＆ Co Ltd., 1924, p. 352.[29]J. H. Baker, supra note 8, p. 167.[30]A. K. Kiralfy, Potter's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Enlish Law and its Institutions, 1958, p. 43;W. R. Prest, The Rise of the Barrist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ar 1590-1640，Clarendon Press,1986, p. 235.[31]C. Russell, Parliaments and English Politics 1621-162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49-363．[32]C. W. Brooks, "Common Lawyers in England, 1558-1642", in W. R. Robertson, Lawye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Croom Helm Ltd., 1981, pp. 59-60.[33]W. R. Prest, supra note 30, pp. 273-274.[34]Ibid., p. 275.[35]W．J. Jones, Politics and the Bench: The Judg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Civil Law,George Allen＆Unwin Ltd, 1971, p. 46.[36]晚近研究表明，英国革命中很难用阶级界限来划分阵营。依据1701年的原则，这个解释权的主体不是国王，而正是革命后的议会。
故事的结尾也不再是自由战胜专制、司法获得独立的光荣革命，而是议会取代国王，成为新的主权者和法官的新主人。许多学者开始质疑辉格史学对于日耳曼传统的描绘，认为这种以近代政治图景去裁量古代的做法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断。
我们看到，在复杂的法律知识与自由的话语之下，职业主义的驱动依然来自于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事实上，许多研究也都表明，1688年的光荣革命的本质，更多是一场国王与议会争夺最高主权的主权者革命。